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再谈屈原为什么没有出现在《资治通鉴》中

发布时间:2018-06-15 11:39 来源:光明网 作者:姜鹏

  历来关于《资治通鉴》为何不载屈原的意见,不外乎两种:或讥司马光疏漏,或强调《资治通鉴》有不录文人的原则。笔者认为,如果能从《资治通鉴》史料来源,及其去取原则入手,重新考察这一问题,或许能找到新的可能性答案,并为我们更深刻地理解《资治通鉴》打开一扇窗。

  对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的质疑

  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事迹的质疑,在这部经典著作问世后不久就出现了,而且是来自与该书颇有渊源的刘羲仲。刘羲仲字壮舆,是司马光编集《资治通鉴》三助手之一刘恕的儿子。他曾编过一部《通鉴问疑》,记录了司马光和刘恕之间讨论《资治通鉴》编纂若干事项的对话,是后世学者了解、研究《资治通鉴》的重要参证资料。

  《通鉴问疑》还有一部分是刘羲仲读《资治通鉴》产生的疑问,共八题,其第一题即讨论屈原:

  汉之薛包、茅容等,旧史止附别传,《通鉴》具载事迹,不可不谓广记。而淮南王、太史公皆称屈原《离骚》与日月争光,《通鉴》乃削去屈原投汨罗、撰《离骚》等事。历代儒林、文苑、隐逸传,直十削去七八。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。此羲仲所疑一事也。

  刘羲仲把这些疑问汇编之后,向当时硕果仅存的《资治通鉴》编修元老范祖禹请教。很可惜,在现存文献中,没有留下范祖禹的正面回答。这也给后人留下了很多争辩空间。

  刘羲仲这句“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”,被后世很多讥议司马光的学者引用过。如清代学者蒋骥在《楚辞余论》卷下中说:“呜呼!沅湘沉流,温国乃削而不书,《春秋》褒毫发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宜为刘壮舆所讥也。”李光地也有类似议论:“《通鉴》于己所不喜者,并其人削之,如屈平是也。于己所疑者,辄删去之,如《隆中对》是也。昔人评孔子作《春秋》,录毫发之善,温公作《通鉴》,掩日月之光,指屈平也。”(《榕村语录》卷二十一)李光地认为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,是司马光主观上的“不喜”。这个判断本身也很主观。

  通过改写《资治通鉴》而自成一格的《资治通鉴纲目》,显然也对司马光不录屈原持异议,故在其书中作了补充交代:

  初,屈平为怀王左徒,志洁行廉,明于治体,王甚任之。后以谗见疏,而眷顾不忘,作《离骚》之辞以自怨,尚冀王之一寤,而王终不寤也。其后子兰又谮之于顷襄王。王怒,迁之于江南。原遂怀石自投汨罗以死。(《资治通鉴纲目》卷一)

  《资治通鉴纲目》虽出自赵师渊之手,考朱子《楚辞集注序》云:“窃尝论之,原之为人其志行虽或过于中庸,而不可以为法,然皆出于忠君爱国之诚心。”(《晦庵集》卷七十六)想来这个补充也能体现朱熹的意见。托名王应麟所作的《通鉴答问》对《纲目》的这一补充大为赞赏:

  或问:屈平之事《通鉴》削之。《春秋》褒秋毫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昔人尝有是言,亦必有意矣。曰:《春秋》编年之法,至《通鉴》而始复。若屈平、四皓之见削,扬雄、荀彧之见取,其于《春秋》惩劝之法,若有未尽用者。此朱子《纲目》之书所为作也。太史公曰:“伯夷、叔齐虽贤,得夫子而名益彰。”余亦曰,屈平虽忠,得朱子而心益着。(《通鉴答问》卷二“屈平”条)

  为司马光辩护

  以上是质疑《资治通鉴》不载屈原比较有代表性的文字。相应地,为司马光辩护的声音,也早已出现。生活在南宋前期的邵博就试图为这个问题寻找答案:

  司马文正公修《通鉴》时,谓其属范淳父曰:“诸史中有诗赋等若止为文章,便可删去。”盖公之意,欲士立于天下后世者,不在空言耳。如屈原以忠废,至沈汨罗以死。所著《离骚》,汉淮南王、太史公皆谓其可与日月争光,岂空言哉!《通鉴》并屈原事尽削去之,《春秋》褒毫发之善,《通鉴》掩日月之光,何耶?公当有深识,求于《考异》中无之。(《闻见后录》卷十)

  文中虽然也引用了刘羲仲“掩日月之光”的讥评,但整体上邵博还是相信司马光这番取舍“当有深识”,只是作为读者,他没弄明白司马光的“深识”在哪里。纠结就在于,邵博能够理解《资治通鉴》不载空文的原则,但《离骚》明明不是空文,屈原也不是与政治绝缘的纯粹文人。

  针对邵博的疑问,年辈稍后的南宋学者费衮给出了一个解释:

  予谓三闾大夫以忠见放,然行吟恚怼形于色词,扬己露才,班固讥其怨刺。所著《离骚》皆幽忧愤叹之作,非一饭不忘君之谊,盖不可以训也。若所谓与日月争光者,特以褒其文词之美耳。温公之取人,必考其终始大节。屈原沈渊,盖非圣人之中道。区区絺章绘句之工,亦何足算也!(费衮《梁溪漫志》卷五“《通鉴》不载《离骚》”条)

【编辑:季元宏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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